近日，孙宇晨发布《我的女友景甜》一文，引爆舆论。文中以第一人称详述与演员景甜的私密交往细节，结尾却标注“纯属虚构”。同时，他正式起诉景甜及其父母，要求返还3000万元彩礼。孙宇晨后续发文称“我希望她好”，再次引来群嘲。

一边打官司、一边写小说，一边曝隐私、一边说虚构。这种操作，让公众看清了一种由来已久、近来愈发嚣张的“小作文”套路。

这类“小作文”写作，往往以文学创作之名，矛头直指现实中的特定个人。它不是纯粹的文学，也不是严谨的新闻，而是游走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叙事，用半真半假的表达方式，实现对现实人物的指控。

孙宇晨的长文如此，去年引发风波的校园小说《星轨》、早年影射伊利高层的《出乌兰记》同样如此。这不是文学层面的探索，而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舆论武器。

“小作文”刻意混淆事实与虚构的边界。哪些属实，哪些是杜撰，普通读者根本无从分辨。孙宇晨自己也承认，文中多数是“符合意愿的真实陈述”。既如此，文末的虚构声明便显得十分吊诡。这种虚实交织的文字圈套，让被针对的当事人百口莫辩。你说他诽谤，他说是小说；你说他侵权，他说是创作。拉扯之间，公众的认知与判断被不断消解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“小作文”正演变为一种可操作的舆论手段。写作者植入大量现实细节，先诱导网友对号入座，再依靠虚构声明规避法律风险，如此一来，无数网民充当了无偿传播者。一篇小作文，便可实现对当事人的舆论围攻，同时美化自身立场。这早已不是个人文字表达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。

此类文章造成的伤害难以修复。《星轨》直接使用上百名师生的真名，让不少同学网络社死。伊利因影射文章导致股价异动，公司损失惨重。而景甜的个人隐私被围观，沦为网络玩梗素材。这类人格羞辱和名誉损伤，即便官司胜诉，也很难完全抹平。孙宇晨嘴上说着“希望她好”，行动上却步步算计，这种虚伪令人作呕。

法律层面，不允许这类钻空子行为。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七条明确，文学艺术作品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，包含侮辱、诽谤内容，侵害他人名誉权的，受害人有权追究侵权方的民事责任。司法实践中，即便不写明真实姓名，只要大众能够识别出具体原型，就可能构成侵权。当年刘成昆借《出乌兰记》实施影射，最终获刑，便是司法给出的明确警示。

文学创作当然需要空间，虚构也是文学固有的特质。但创作的自由，不能以牺牲他人名誉和隐私为代价。倘若一篇小说，照搬现实人物的身份经历，企图用虚构标签逃脱责任，那它就背离了文学的初心，沦为伤人利器。

真正的文学，借虚构反思现实，挖掘人性与社会深层真相。而有所指的小作文，却借虚构掩盖对他人的伤害。二者之间，隔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和底线。

公共信息空间属于每一个人，不能任由小作文搅得真假难辨。厘清虚构与现实的边界，就是守住做人的底线、守住社会的公序良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