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考研热”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。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，比去年下降36万人。对此，有人颇感意外，也有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。笔者以为，近几年考研报名人数持续保持高位，“触顶反弹”是正常现象。这也表明，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已进入超大规模的新阶段，急需在招生考试方式、人才培养模式、学科专业结构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。

报考规模受供需两方面影响

2017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首破200万，达201万人。2020年报考人数突破300万，达341万人。2022年报考人数突破400万，达457万人，比上一年增加了80万人。2023年报考人数为474万人，仅比上一年增长17万人，增速明显放缓，已显露调整的迹象。2024年报考人数的负增长，可以看作上一年调整的延续。

总体而言，硕士研究生报考规模主要受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。

从生源供给角度看，应届本科毕业生是我国硕士研究生生源主体。有数据表明，应届生占到了考研人数的一半以上。近年来，我国普通本科招生规模增幅明显下降，硕士生源增长空间逐渐收窄。2016年，我国普通本科招生405万人，2021年招生444.6万人，五年间增长40.6万人，年均增长仅8万人左右。从普通本科毕业生规模和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对比来看，2017年普通本科毕业生384.2万人，是当年报考人数的1.91倍。2022年，普通本科毕业生471.6万人，已与当年考研报名人数基本持平。这表明，今后本科毕业生工作后再考研的生源“储备”也会持续走低。

从读研需求角度看，一方面，2022年考研报名人数的激增与求职环境和就业压力密不可分。而目前，用人单位招聘和毕业生求职逐步回到常态，考研不再是一部分应届毕业生的“无奈”选择，报考人数下降也就顺理成章。另一方面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日趋扩大，为本科毕业生读研提供了更多渠道，在职读研成为许多学生的理性选择。2017年，我国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分别为32万人和40.2万人，专业硕士招生人数首次超过学术硕士，占当年硕士招生总数的55.7%。2021年，专业硕士招生规模达到64.9万人，比2017年增长了24.7万人，占当年硕士招生总数的61.8%。

因此，考研人数下降是正常现象，并且可以预测，未来几年我国考研报名人数将会保持相对稳定，或进一步小幅下降。

发挥研究生招录的先导性作用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，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，但从经济总量、人口规模、研发人员比重等指标看，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。同时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长，以及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，都需要进一步合理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。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和考研报名人数“触顶反弹”之间的张力，对如何更好选拔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传统上，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主要采取培养单位自行组织考试、推荐免试、全国统考三种方式，其中，单位自考所占比例较小且逐步收缩，推荐免试主要限定在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从全国统考情况看，招生单位考虑到命题、阅卷过程中的巨大压力，通常会鼓励各院系采用国家统一命题试卷。此举降低了出错风险，减轻了招生单位的责任与压力，但无疑也淡化了本单位学科专业特色，弱化了人才选拔的针对性。如何让更多培养单位加大自主命题力度，凸显本单位学科专业招生考试命题特色，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。

同时，随着专业硕士招生规模扩大，在职攻读学位、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人才培养力度将进一步加大。要解决好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发展问题，重点是分类培养、分类评价，但如何进一步增强非全日制专业硕士招生考试适应性，把那些最适合、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，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。

此外，相对独立的硕士层次人才培养是我国学位制度的传统和特色。但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，硕士毕业生直接到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因此，加强对硕士层次教育功能定位和培养理念的再认识也颇为关键。特别是在继续提高专业硕士招生比例的同时，应立足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、早培养，进一步扩大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直博生比例，实现硕士、博士教育有机衔接。

当前，我国研究生教育已进入超大规模的新发展阶段，牢牢把握我国研究生教育及其经济社会基础的超大规模性和复杂性，是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。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下降，尽管是普通本科招生规模趋于稳定后的正常现象，但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信号。

充分发挥研究生招生录取的先导性、纽带性作用，深入推进管办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，加快学科结构、区域布局调整，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是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，有效解决高端人才短缺问题的内在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