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关将近，年味浓了，一些陋习也在蠢蠢欲动。

安徽有网民反映，当地“过年给孩子拿红包攀比严重，涨到最低200元，给农村老年人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”，对此，当地官方回应称，将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。

200元的红包看似不多，但架不住人多，一个200元，十个就是2000元，况且这还是起步价。很多农村老人本身就没什么经济来源，亲戚又多，沾亲带故的，压力自然大。过年对他们来说成了一份沉重的负担。年年为过年红包发愁，给吧，实在给不起；不给吧，又怕遭到非议，脸上无光。

图吉利的过年红包之所以变味，与功利之心有关。似乎给钱才叫真诚，给得多才能体现感情。在一些地方各种人情往来中，老年人是被狩猎的对象，过年红包只是农村比较严重的红包陋习中的很小一部分。婚丧嫁娶、生日宴、升学宴，这个喜那个喜，每个都要到，每个红包看似不多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可想而知，负担该有多重。

这更与攀比之风有关，把红包大小跟经济实力、面子、亲情捆绑在一起，让老年人无处可逃。有些小辈也没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难处，言语之间给了老人过多的压力。也不止农村，许多城市居民同样也要面对人情往来的巨大压力。

红包原本是表达情感、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，重在心意，然而，标准过高、需要包红包的场景太多，这样一种风气就违背了红包的初衷，也逾越了合理的范畴。更有人将红包当成了谋利的工具，大操大办，这更不是社会可以包容的红包文化了。

其实，红包文化也可以很健康，很温馨。广东是我国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省份，但广东的一些地区过年红包普遍在5元、10元、20元。当地更形成了传统：红包图个吉利，不在乎金额。除了父母的红包，广东地区一般亲戚给孩子红包10元最普遍。可见，红包大小与经济实力没有什么关系，更与面子无关。10元红包既表达了喜庆和祝福，又不形成负担，何乐而不为？

过年本来就是与亲朋好友团聚的节日，大家都把快乐放在过年本身上，问亲访友少了这份忐忑不安，少了一份算计和勾心斗角，是不是更自在也更亲切了？

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，正在花力气积极面对。农村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改变起来更难一点，但再难也要坚持下去。纳入村规民约，提倡村干部带头，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方法，但村规民约毕竟只是软约束，要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还需要村民的支持配合。试着换种思路看待红包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