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一提起回家，就觉得压力山大？

为什么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待不了几天，就想走？

为什么有时觉得回家，还不如一个人留在大城市过年？

最近几年，一种名为“回家焦虑症”的微妙心理，在年轻人中，越来越引起共鸣。尤其是临近春节，甚至有人只要想到快要回家，就开始焦虑上火。

2月3日下午，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一起，围绕大变局之下，当代青年的梦想、选择和自由，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交流。

为什么年轻人会有春节“回家焦虑症”，又该如何破解？活动现场，潮新闻记者向两位学者抛出了自己的困惑。

过年回家，年轻人为啥焦虑？

除了复旦大学的学生，人们认识梁永安，多半是在b站刷到他的视频——讲爱情、讲上班、讲文学，讲电影。

凭借丰富的阅历，深厚的学识，以及讨论年轻人关心的话题，梁永安在网络走红，收获上百外粉丝关注。大家都说，梁老师很懂年轻人。

在这位很懂年轻人的大学教授看来，春节“回家焦虑症”，与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密不可分。“我国城市化的速度很快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社会的运行方式、构成要素等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。”其中一个变化，就是个体对家族的依赖性减弱，每个人都是一个财政主体，可以依靠个人达到相对安适的状态。这就导致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。

举例说明，上海有些女性高级白领，婚前自己买了一套小公寓，结婚后偶尔还会回去住，享受一段更为舒展的独处时光。但当她回到家乡，一个更为传统的区域，可能就会面临某种边界感的“压迫”，会有人直接问你收入多少，生孩子没有等一系列相对比较隐私的问题。

如果回到一些更为传统的地区，这种冲突感会更加强烈。比如有位女老师曾跟随丈夫回老家过年，结果在吃饭时被告知不能上席。那位女老师非常生气，质问婆家人她为什么不能和老公坐在一起。

郦菁是深耕社会学多年的学者，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、国家理论、职业与知识社会学。在她看来，对回家过年更容易感受到焦虑的群体，大多是新城市中产阶级。

社会中有两类人很在乎家族和亲属的网络，一种是上层阶级，家族网络可以带给他们很多经济、政治上的资源；一种是底层阶级，包括农村和城市的下层阶级，家族网络可以在危机和不确定的情况下，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重要支持。

然而，对于新城市中产阶级来说，他们一般靠自己的努力确立职业道路，并不需要借助家族网络来实现职业道路和社会地位的上升，反而觉得那是负担。

读者提问

不争不吵，坚持自己

郦菁进一步解读，这种作为负担的家族网络，必然会导致“文化上的碰撞（culture shock）”。“比如，地方性家族网络中，人们更看重结婚、生孩子，这也是其得以维持的重要方式。相较而言，新城市中产阶级则更加关心自己职业的上升，作为个体在大城市里如何构建新的网络，以及自己如何更好地生活。”

“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一样，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层面，价值观都存在很大差异。”在郦菁看来，从结构性的角度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，就能想明白很多问题，以更加轻松、超然的态度，破解春节“回家焦虑症”。

梁永安则认为，当今社会正面临剧烈的转型，与之相对应，人的转化也不是渐进的，而是猛烈的。“在转型时期的叠层中，上一代人会对下一代人进行施压，导致代际关系紧张。但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上一代人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他们是在尽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。”

梁永安表示，上一代人的身上没有弹性，年轻人身上有。“这种弹性是一种能力，知道父母在关心你，微笑面对他们的好意，不吵不争。当然，同时也要坚持自己，不必一切照他们说的去做。”